官方通报长沙海口等地土地闲置过万亩，处置“囤地”为何难？

虽然年年清查，但从一份最新的官方通报来看，不少城市依然存在土地闲置问题，且总量不小。

自然资源部负责人表示，要切实落实土地管理动态巡查制度，综合运用有关技术手段，加强对土地审批、供应、利用等全程监管，构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长效机制。

长沙闲置土地超2万亩

因土地违法违规问题严重，自然资源部14日对河北省石家庄市、辽宁省铁岭市、福建省泉州市、江西省上饶市、山东省菏泽市、湖北省孝感市、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湛江市、海南省海口市、贵州省遵义市、陕西省韩城市等11个地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了集体约谈。

“被约谈的11个地市土地违法问题都十分突出，违法用地面积大、比例高、在全省排名靠前、性质严重。”自然资源部负责人指出。

从上述官方通报中，第一财经记者发现，土地闲置逐渐成为城市土地违规违法中一个普遍性问题，在上述11个被约谈城市中，至少有6个城市涉及土地闲置问题，且涉及土地面积较大。

海南省海口市闲置土地194宗，面积853.33公顷(1.28万亩)，分别占海南省闲置土地宗数、面积的17.8%和15.09%。

广东省湛江市违法用地严重，闲置土地量大。闲置土地1095.19公顷(1.64万亩)，占广东省闲置土地面积的25.2%，排全省第1名。

湖南省长沙市违法用地问题突出，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总量较大。历年未处置或未处置到位的闲置土地有352宗，面积1908.09公顷(2.86万亩)。

江西省上饶市违法占用耕地面积较大，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较多。2011年至2015年土地批而未供面积1711.95公顷(2.57万亩)，闲置土地127宗、面积597.16公顷(8957.45亩)，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面积之和相当于上饶市2017年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面积的1.25倍。

福建省泉州市有254宗、761.54公顷(1.14万亩)闲置土地处置不到位。

辽宁省铁岭市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面积1876.59公顷(2.81万亩)。一些督察指出的问题反复发生，对闲置土地、土地出让金欠缴等普遍性问题的防范措施不力，成效不明显。

上述6个城市中，至少有4个城市土地闲置超过万亩，长沙甚至达到了2.86万亩。

9月16日，也就是自然资源部集体约谈两天后，长沙市市长胡忠雄主持召开了全市土地违法违规问题整治工作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坚定不移强化整改查处，保质保量完成整改目标任务。

胡忠雄强调，要突出“一宗一策”，以每一宗地为出发点、落脚点，将整改工作落细、落小、落实。要解决重点问题，对于违法用地、批而未供土地、闲置土地和以地融资等突出违法违规问题，要坚持以法律和政策为依据，稳妥、有序、有效推进整改。

处置为何难?

河南省政府近期一份《关于全省闲置土地管理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显示，根据自然资源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河南省涉嫌闲置土地21.28万亩，数量居全国第一位，占到全国总量的1/10。

以此推算，全国涉嫌闲置土地总量已经多达200万亩。

闲置土地问题并非新鲜事物。闲置用地的清查工作早在2008年中国政府就已经明确提出，在当年年初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中就确定了政府对闲置用地的处置办法。

不过，受多方因素困扰，该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直处于执行难的困境，细则不完善、地方没动力成为业界公认的两大原因。

过去多年来，政府也通过修改《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等法规对如何认定和处置闲置土地提出了操作规范，譬如《办法》明确，属于土地使用权人自身原因而导致闲置土地的，未动工开发满一年的，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20%征缴土地闲置费;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这些处置标准虽然明确，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难以执行的问题。

一位地方国土厅负责人就曾表示，对闲置土地的收回，是个严肃的法律问题，怎么收、收哪些地、“闲置”多长时间就收回、哪些钱应该没收、哪些钱应该退还给开发企业等，希望相关部委能及早出台一个规范性的文件，这样执行起来可能地方国土部门的腰杆会比较硬，同时也是了避免将来出现法律纠纷。

自然资源部下属媒体《中国自然资源报》近日刊发《闲置土地处置的“困”与“谋”》一文(下称“文章”)表示，无偿收回制度是闲置土地处置工作开展的重要威慑机制，但由于土地价值巨大，涉及方方面面利益，地方政府执行规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严重不足，导致目前真正实现无偿收回的不多，影响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执行力和政府形象。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处置闲置土地虽然有具体的法律规定，超过两年应严格收回，但总会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利用具体规则打擦边球，导致处置工作不能顺利执行。

上述文章也认为，在闲置土地处置问题上，对地方政府硬约束不够。缺乏倒逼机制，各地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基本够用，而闲置土地处置难度大、成本高，地方政府没有处置的压力和动力。缺乏追责机制，在闲置土地处置、规划调整等土地管理事项中，对地方政府的硬约束少，造成随意性大。除此之外，闲置土地认定为不同原因的处置方式差异大，可能存在权力寻租空间。

“此外，很多地方反映，建设用地使用权受《物权法》保护，无偿收回方式是否与法理相符，有待商榷。”上述文章称。